玉雕艺术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7000年多年前,战国是古代玉璜发展繁荣的一个高峰期,较春秋时期同类器浑圆紧凑的造型和“繁密铺陈,柔和缠绵,稳静而版式化”的构风格而言,战国玉璜造型则生动多变,棱角刚劲有力,构活泼奇巧,充盈着强烈的动感与生机,此期制玉工匠推陈出新,创造出一大批“出廓型”、“镂空透

玉雕艺术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7000年多年前,战国是古代玉璜发展繁荣的一个高峰期,较春秋时期同类器浑圆紧凑的造型和“繁密铺陈,柔和缠绵,稳静而版式化”的构图风格而言,战国玉璜造型则生动多变,棱角刚劲有力,构图活泼奇巧,充盈着强烈的动感与生机,此期制玉工匠推陈出新,创造出一大批“出廓型”、“镂空透雕型”、“分段套合型”等前所未见的不朽杰作,将治玉工艺成就推向空前的巅峰。战国玉璜在古代治玉工艺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亦为历世藏家所关注,以下结合典型标本介绍几类战国玉璜的工艺技法。

阴线刻技法

战国时期玉璜线刻纹的风格特征较春秋同类器已发生明显变化,比较而言,春秋玉璜阴刻线舒卷柔和,缠绵纠结,缺少力度与活泼生机,显得平静而版式化,战国玉璜阴线刻则刚健遒劲,明晰利落,具有精准清晰、流畅细腻、遒劲有力的显著特征。以此期流行的龙纹璜为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出廓式双首合体龙形璜、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村战国墓出土出廓式双首龙玉璜、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双首龙形玉珩等标本图式中,龙首的五官轮廓、细部束丝、龙身的勾连谷纹及璜体出廓部分形构轮廓的勾勒等,皆以精整细腻、舒卷流畅、遒劲有力的弧线刻划,图式中所有阴刻线的表达均十分精确,尽显力与速度的动态美感,这是当时铊具改革增加线刻工具的硬度、韧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传统铜质铊具由于自身硬度不够,在伴随解玉砂的高速旋转过程中刃口不断磨损消耗,因而雕琢出的线条多显得圆润有余而力度不足,更难以雕琢出一些符合特殊要求的阴刻线痕。战国时期铁质铊具的出现,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坚硬度,减少了伴随解玉砂高速旋转过程中的磨蚀,更增强了雕琢线条的精准度,能够按照玉工的要求将符合设计参数指标的线条细节精雕细琢、将阴刻线的粗细、深浅、长短、弧度等交代清晰无误。

最能够体现战国玉璜线刻工艺水准的例证,是此期一类细若发丝的“微雕”阴线刻的大量出现,藏家亦称之为“游丝工”、“游丝毛雕”或“游丝白描”。此类“游丝工”细阴线雕刻,在春秋中晚期玉作中已开始使用,但真正发展成一类圆熟奇巧、流畅自如的阴刻线“微雕”技法,则是在战国中晚期。此类“游丝工”阴线刻细入秋毫,用肉眼往往不能清晰细观,但显微放大观察则婉转自如、精整严谨、十分考究,它的出现与流行,丰富、细化了玉璜形构、图式的层次与内涵,弥补了玉作平面雕或圆雕图案呆板单调、细节模糊省隐、立体感不足的弱点,将传统的阴线刻技法推向了精工细作、出神入化的极致,战国玉璜组图的禽兽头部五官轮廓线、肢体屈曲部及须毛、羽翼,流云纹、卷云纹、变体兽面纹、变体几何纹、束丝纹、花枝纹、网纹、短平行斜线纹等多使用此类“游丝工”雕饰。一般认为此类细若游丝的微雕阴线是玉工熟练利用一类硬度较高的细小勾砣雕刻的结果(亦有观点认为此类浅细阴刻线并非为铊具游走雕琢,而应系硬度极高的尖状器直接刻画而成),此类微雕线刻技法能够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成熟起来,应与治玉工具质地与形构的改革息息相关,因为雕刻如此均匀流畅、连绵不断的浅细阴刻线,仅凭玉工圆熟高超的走砣勾线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战国之际的铁质小铊具产生并不断改进以后,此类微雕阴线才可能出现并日渐成熟。

镂空透雕技法

镂空透雕技法约略出现于春秋中期以后,战国玉璜的复杂器形中开始大量使用此类技法,尤其“出廓式”玉璜的制作,出廓部分空间形构的处理,镂空透雕是必备的工序。较传统的平面线刻工艺而言,镂空雕是一类精细复杂的多层次高难度技法,这也是当时治玉工具的变革和用于雕琢玉璜的玉料质地变化带来的结果。

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镂空式玉璜为例,整器平面动物组图十分复杂,玉工根据组图中不同龙、蛇躯体相互缠绕穿插的布局,充分利用了镂雕技法将玉璜雕琢成立体形态,形成了图式繁缛、内涵生动的立体视觉效果。湖南临澧九里茶场出土的战国层叠式龙纹玉璜,以镂雕技法将璜体分割成上下各自独立又相互连辍一体的形构,构思设计得当,避免了平面组图中上下双龙叠压的单调感。此类精巧别致的镂空技法还见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墓出土出廓式玉璜、故宫博物院藏战国出廓式双首龙玉璜、湖南长沙黄泥坑战国墓出土出廓式双首龙玉璜、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龙形玉璜、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龙凤形玉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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