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饰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民族青睐,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在这一载体中,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跳脱”,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步摇”、“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纹样等等。
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苗族银饰品可分头饰、颈饰、胸饰、手饰、盛装饰和童帽饰等,都是由苗族银匠精心做成,据说已有千年历史。苗族银饰品以其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与精巧的工艺,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展示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苗族银饰品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无处不饰。除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外,个别地方还有脚饰。
银饰特征,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品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品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足见追求繁复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变化与不变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品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品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苗族银饰品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品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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