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宋辽金元玉器彰显文化交融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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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大批宋元时期的玉器,诸多院藏精品纷纷亮相。10到14世纪,民族政权并立、更迭,宋、辽、金相互对峙,时而战乱、时而结盟的局面,直到元朝才天下底定。但玉器成长的脉动,并未受政治动荡影响而停滞,反而因为异文化的接触、冲击与交融,得以广纳更多元且缤纷、生动的内容,好比朱熹的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般,显得生机盎然,并且为后世创立新的典范。
宋代朝廷为彰显道统,整理上古礼乐遂成国家大事。依循传统,玉质的“祭器”与“瑞器”仍是礼制中崇高的象征,辽、金、元则深受宋人典章制度的影响,故此时如封禅典礼的祝祷文册、冠服中之带饰或帽顶等礼仪器用,均以玉为尊。
在知识分子亦参与求古探源,复古风潮兴起之际,出土的古铜、玉器不再只是祥瑞吉兆,更被视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以追慕古代政治理想与圣贤遗德,因此,引发出集藏、研究、编目、仿制,甚至伪造古器的潮流,启发后代文人品位的脉络。仿古风格玉器除了仿作璧、琮、璜形佩等古代玉器类型,更开始以玉仿上古铜器如壶、匜、卣、簋等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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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为契丹、金乃女真、元系蒙古为主所建立的政权。这三支北方民族逐鹿中原前,游牧、渔猎是其生活的方式,故“弋猎网钩”是无法亦不可忘记的国族根本,因此临水岸纵鹰擒雁;入山林猎鹿射虎成为仪式外,相关题材与元素亦皆纳入其玉器纹样中,而呈现出的惊险画面或季节色彩。
相对南方的宋人社会,三教合冶“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思潮下,玉器有了表现佛家经典故事;道家玄逸吉祥况味;儒家尚古穷理思想的样式与图案,甚至还彼此杂揉并列。如此具有丰富底蕴与哲思的玉器风貌,对于北方民族也是一种文化冲击与吸引。
玉质“燕器”,即以玉做的日常瓶、盏、盘、盂等用器,在宋代是奢华象征。当时汉人士大夫“崇俭”,大臣尝以“不用玉器”为祖宗家法谏言帝王。徽宗饮宴欲用玉器,即畏人议论“太华”。反观北方辽、金、元,虽一度有“禁造玉器”之令,但实际贵族并无顾忌,不时可见玉盘、碗,甚至马具亦嵌玉饰,隐约形成北盛南敛的状况。
就有限的考古出土物,10至14世纪的玉器大半为小巧的服饰、文房用品,部分玲珑细致,但多数简单朴实。然而传世品中,尤其清宫收藏者,却出现一些宋至元代华丽与大方兼备的玉质“燕器”,正足以补述当时多元的等次与风格。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大量的“玉顶”,以元朝作品为主,搀杂金代者,亦有不少明、清仿作。一般认为“玉顶”原置于帽上,明代的收藏者或沿用原功能为帽顶,或改嵌于炉盖上为炉顶。其数目虽多,主题却可以大致规划出“汀渚鹭鸶”、“螭虎伏丘”、“花间行龙”、“荷叶鸳鸯”及“春水”、“秋山”等类。“螭虎伏丘”多以高浮雕技法制作,较为厚实,其余各类则惯用多层次镂空,营造层层叠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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